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既回顾了自己如何踏上文学之路，又反省了自己的政治之旅，看他在秘鲁的政治舞台是否和在文学天地一样“如鱼得水”。

1990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角逐秘鲁总统失利后，“自我放逐”到欧洲，在此期间撰写了一部“选战回忆录”，这就是《水中鱼》。 
全书共二十章，单数各章回忆了作者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其中穿插了其童年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记者工作生涯、求学历程、文学创作，以及与胡利娅姨妈的婚姻；双数各章描写了作者从1987年至1990年的政治历险：从反银行国有化开始，到组织民主阵线，到参加总统竞选，到失败的出走和回归文学之路。 
这是一本独特的回忆录，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到略萨的生平和创作动力，同时也能窥探到秘鲁的历史与现实、党派斗争、竞选内幕等。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 ），著名作家，享誉世界的小说大师，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和拉美“文学大爆炸”主将之一。囊获全球重要文学大奖：1985年获海明威文学奖，1986年获西班牙阿里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1988年获美洲金质奖章，1994年获西班牙文学的zui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1999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2000年获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1976年被推选为国际笔会主席，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6年生于秘鲁南部阿雷基帕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在其出生前数月即离家出走，略萨出生后随妈妈在祖父一家长大，直到十岁时才见到自己的父亲。不久，父母复合，一家人住到利马郊区，略萨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 
略萨十四岁时，父亲将其送往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就读；毕业前一年，又在报社当实习记者。最后，略萨从军校退学，在圣米盖尔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期间，略萨撰写的第一部剧本《印加王之逃遁》被搬上舞台。 
1953年，略萨进入圣马尔科斯大学主修文学与法律，并供职两家报社。1957年第首次出版短篇小说《首领们》，标志着文学生涯的开始。1958年，获奖学金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深造，后移居巴黎。 
1987年，略萨回到秘鲁，开始投身政治。1989年，在出生地阿雷基帕市正式宣布投入总统选战，但最终失败，“自我放逐”到欧洲，重新回归文学创作。 
2010年，因为略萨在作品里“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略萨这本回忆录既是一份政治立场的声明，又是一场文学生涯的见证，两者同样引人入胜。 
——《出版人周刊》 
（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一部引人入胜、时常饱含着痛苦的回忆录……发人深省。 
——《纽约时报》 
《水中鱼》提供了一幅令人叹服的自画像，刻画了一个深陷在民主极端无理性的浪潮下的政治天真儿……一个时常令人发笑又具有警世意味的故事。 
——《时代周刊》

译者序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第二章 圣马丁广场 
第三章 利马，可怕的城市 
第四章 民主阵线 
第五章 幸运的军校学员 
第六章 宗教、市府选举与摇臀舞 
第七章 新闻学与放荡的生活 
第八章 自由运动组织 
第九章 鲁乔舅舅 
第十章 公生活 
第十一章 阿尔贝托同志 
第十二章 阴谋家与四小龙 
第十三章 勇敢的小萨特 
第十四章 廉价的知识分子 
第十五章 胡利娅姨妈 
第十六章 巨变 
第十七章 波斯鸟 
第十八章 肮脏的战争 
第十九章 巴黎之行 
第二十章 句号 
补遗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我妈妈拎着我从省政府的旁门来到大街上，我们向埃奇古伦防波堤走去。那是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因为我已经在萨雷霞诺考完各门功课，我已经念完小学五年级，那时皮乌拉正是夏天，阳光灼人，热得令人窒息。 
“显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我妈妈说道，声音并没有颤抖，“是不是呀?” 
“什么事情?” 
“就是你爸爸并没有死。对不对?” 
“当然了，当然了。” 
可是以前我并不知道，再早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于是仿佛突然之间世界在我面前瘫痪了一样。我爸爸还活着?我以为他死了的这段时间里他都在什么地方?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在那天(是我已经生活过的时光里最重要的一天，可能也是我后来时光里的最重要一天)之前，我母亲、我外祖父母、我姨外婆埃尔维拉(玛玛埃)、我舅舅、我舅妈，那整个大家庭都在小心翼翼地瞒着我这件事；我在这个大家庭里，先是在科恰班巴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自从外祖父佩德罗被任命为皮乌拉的最高长官之后，又到了这里。当我妈妈是个刚刚度过少女年龄的姑娘时，一个庸俗、可怕、类似连载小说式的故事(这是我后来逐渐这里那里搜集资料、难以填补空白的地方就凭借想象补充才重新恢复、发现出来的)，使我母亲的家庭(说实话是我唯一的家)蒙受耻辱，毁坏了我母亲的生活。 
这是个开始发生在十一年前的故事，距离揭开这件大事的舞台埃奇古伦防波堤有两千多公里。当时我母亲十九岁。她去塔克纳是为了伴送我外祖母卡门(是塔克纳人)，她们从阿雷基帕出发，当时全家住在这座城市里，是为了参加某个亲戚的婚礼，时间是1934年3月10日，那一天就在省里那个小城市刚刚修建起来、马马虎虎的机场上，有人给她介绍了帕那戈拉广播电台（泛美公司最早的说法）代理人埃尔奈斯托·J.巴尔加斯。他当时二十九岁，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我母亲迷上了他，从那时起直到永远。他大概也堕入了情网，因为她在科塔纳度过一段假期之后便返回阿雷基帕了，他还给她写了好几封信，甚至在帕那戈拉广播电台搬迁到厄瓜多尔去的时候，他还去阿雷基帕跟她告别。他在阿雷基帕的短暂访问中，二人正式订了婚。订婚后的日子是靠书信往来度过的；直到一年以后他和她方才重新见面，这时我父亲(帕那戈拉电台再度搬迁，这一次是迁往利马)为了婚礼再度出现在阿雷基帕。1935年6月4日，他们二人结了婚，住在帕拉大街上外祖父母的家里，当时那住宅精心地布置了一番；从保存下来的照片(好多年以后他们才拿给我看)上可以看到多丽塔身穿拖地长裙、饰有半透明灯心草的白纱礼服；脸上没有丝毫容光焕发的样子，反倒是很严肃；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对前途未卜的疑问目光。 
未来给她准备的是一场灾难。婚礼之后，他俩立即动身去利马旅行，那时我父亲在利马帕那戈拉电台担任技师。他俩住在米拉芙洛尔区的阿尔丰索·乌加尔特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从结婚第一天起，他就显露出略萨家族后来婉转的说法：“埃尔奈斯托脾气不好”。多丽塔不得不屈从一种监狱里的规定：禁止她去看朋友，特别是不许探望亲戚，要永远呆在家里。唯一可以出门的时候要在我父亲陪同下才行，也就是去看看电影，或者去拜访大舅子塞萨尔和他妻子奥里埃丽，他们也住在米拉芙洛尔区。吃醋的场面因为随便什么借口就屡屡发生，有时干脆就没有借口，而且可能演变成暴力事件。 
过了许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有了白头发而且可以和我母亲谈谈他们那持续了五个半月的婚姻时，她依然还重复那个家族对这次婚姻失败的解释：埃尔奈斯托脾气不好和他那中了邪似的醋意。如果非要怪罪什么的话，那么或许由于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对她来说，阿雷基帕的生活实在太容易、太舒适了，因此一夜之间跑到另外一座城市跟一个如此专制、与原来的亲人如此不同的人一道生活，她丝毫没有准备度过这一难关。 
但是这一婚姻失败的真正原因既不是我父亲的醋意也不是他的坏脾气，而是由于改换人称而发生的民族病，这个病感染了全国的各个阶层、各个家庭，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毒害秘鲁人生活的夜间露水：社会的不满与情结。因为埃尔奈斯托·J.巴尔加斯虽然长着白皮肤、淡色的眼睛和年轻漂亮的相貌，却属于(或者总是感觉自己属于)一个比自己妻子的家族低下的家族。我祖父玛尔塞里诺的冒险、不幸和胡闹的行径早已把个巴尔加斯家族弄得一贫如洗，降低到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缘：资产阶级分子与上层人物称之为“人民”的阶层开始混淆在一起；在这个模糊的边缘上，那些自以为是白人的秘鲁人开始感到自己成了混血种人，也就是说，印欧混血种人，也就是说，穷人和让人瞧不起的人。在秘鲁这个五颜六色的社会里，也许在一切多民族和极不平等的社会里，“白人”和“混血人”成为超越民族和种族的术语：这两个术语按照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确定人的位置，这些因素又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决定因素。社会分类是有灵活性、经常变化的、从属于环境和每个人命运的改变。有人一直就是白人或者混血种人，因为他的地位总比别人好，或者坏；或者比别人穷，或者不穷，重要或者不重要；面部特征比别人更西方味或者不西方味，更混血或者不混血，更印第安味或者不印第安味，更亚洲味或者不亚洲味；所有这一切决定许多人命运的野蛮术语是通过一个由偏见和情绪(傲慢、藐视、嫉妒、愤怒、羡慕、争强好胜)组成的结构来维持的，这个结构往往处在意识形态、有价值和无价值、对秘鲁生活中的冲突和失败的深刻解释之下。这是个严重错误，当人们谈及种族偏见和社会偏见的时候总以为这两种偏见是自上而下的；在白人歧视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同时，也存在着混血种人对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仇恨；而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也对其他人种怀有情绪、冲动和狂热，按照一种甚至不能称为伪善(因为从来没有流露、表现出来)的程序，这种情绪、冲动和狂热隐蔽在政治、意识形态、职业、文化和个人的角逐后面。这往往是无意识的，产生于一个非理性、隐秘的“我”，是由母乳哺育的，自从秘鲁人第一声啼哭和呀呀学语起，就开始成型。 
我父亲的问题大概就在于此。比他那坏脾气或者醋意更为本质、更为决定性的是他那种感觉，破坏了他和我母亲的生活，这种感觉一直在他身上，他总是感觉到我母亲来自一个姓氏响亮的家族(这个阿雷基帕的家族以其祖先是西班牙人、有良好的教养、说话纯正而自豪)，也就是说，来自一个比他家更上层的世界，他家则因为政治原因而贫穷、败落了。（P1-4） 

第九章 鲁乔舅舅 
考完最后一门，有过一次文学遭遇，我觉得是有长远效应的。正午时分，我回到家里，很高兴离开了学校；由于连续开夜车，身体疲惫不堪，决定好好睡上几个小时。上床以后，顺手拿起鲁乔舅舅的一本书，那书名也没说出什么名堂：《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飞快地阅读起来，在催眠状态下，像个幽灵一样从床上坐起来，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是谁，直到奥尔加舅妈口气严厉地来提醒我：应该吃午饭了！应该吃晚饭了！应该吃早饭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术和书中故事那些离奇人物所产生的痉挛性的力量以及由于两周考试开夜车和吃安非他明所造成的特别亢奋的神经状态之间，那一口气连续近二十四小时的阅读，与毒品文化和嬉皮士革命相比，在60年代“阅读”这个良性的词可能获得的意义上说，那是一次真正的“旅行”。后来，我又重新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加赞赏这部作品无穷无尽的复杂性，但是再也没有产生像那个12月的白天和夜晚有过的强烈感受，我用小说中那美妙无比的晚会结束告别了中学生活。（P173） 

第十章 公生活 
自从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以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每天一定要读书和写作两个小时。哪怕当上总统，也要如此。”这个决心只有部分原因是自私的。另外还因为我确信：如果我能留一个自己的空间、抵挡政治，由思想、思考、理想和脑力劳动构成的空间，那么我想要做的事是可以干得出色的。 
关于读书一项，我做到了，虽然不能保证每天不少于两小时，而写作则完全不可能。我是说写小说。这不单单是没有时间。我不能集中精神，不能进入艺术想象之中，不能与周围可怕的环境决裂，不能进入写小说和剧本的心境。种种杂念，种种眼前的忧虑，在不停地干扰，没有办法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现状。此外，我一直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清早，秘书们没来上班之前，我是单独一人的。就好像是亲密的艺术精灵们因为缺乏孤独感而离散了。结果我很痛苦，便放弃了写作的打算。这样，在那三年里，我只写了一部消遣性的情爱小说——《继母颂》——为读者之友现代小说丛书写了几篇序言，还写了一些政治性演讲稿、文章和随笔。 
给读书安排的时间是如此之吝啬，使我变得非常严格：不能像从前那样毫无章法、狼吞虎咽地读书了；只能够阅读那些会让我拍案叫绝的作品。这样，我重读了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麦尔维尔的《白鲸》、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以及博尔赫斯的一些短篇小说。当我发现每日的政治活动很少有智慧的闪光时，心中吃了一惊，便决定读些难懂的作品，强迫自己读书时再三琢磨并做笔记。自1980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落入我手中之后，我就决心研究波普尔。在那三年里，我读了他的作品，是在每天一大早，出去跑步之前，这时天已放亮，宁静的住宅使我回忆起前半生未搞政治时的岁月。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读些诗歌，总是看黄金世纪的经典之作，大部分是贡戈拉的作品。每次读书，虽然只有半小时，却是一次净化心灵的沐浴，于是摆脱了种种争论、密谋、策划、攻击，成为一个完美世界的座上客，超脱于整个现实之外，那里光辉灿烂，充满和谐，居住着纯粹文学里才有的仙女和农夫以及神话中的鬼怪，他们在美轮美奂的风景中活动，述说着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倾听着优美的音乐，欣赏着精心设计的建筑。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读过贡戈拉的作品，钦佩但有些隔膜；其作品的完美性我觉得缺乏人情，他的世界过于抽象和虚幻。但是，1987至1990年间，我是多么感谢他营造了这个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巴罗克语言区，它高悬于睿智与机敏的晴空之上，摆脱了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丑陋、卑劣、庸俗和下流。（p179-180） 

第十七章 波斯鸟 
一只小虫用这样的问题啃蚀着我的良知：你不是要当作家吗？你什么时候能当上作家呀？因为尽管我在《商报》的《星期副刊》、《秘鲁文化》杂志和秘鲁《水星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短篇小说，暂时产生了我已经是作家的感觉，但突然之间，我睁开了双眼。不，我不是作家。这些忙里偷闲、急急写就的文字是模拟作家的赝品。我只有把上午、下午、晚上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去，把现在浪费于各种事情上的全部精力都放到这项持之以恒的事业中去，才有可能成为作家。只有我感到周围是令人鼓舞的气氛、是一种适合写作的环境时，才有可能成为作家。 （p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