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授奖词说：“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年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为德国文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德国文学的良心、“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

海因里希·伯尔中篇代表作，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首次出版于1974年，先后被译为30多种文字，到2007年时，在德国的销量已达6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在这个媒体不惜一切代价挖掘“头条”、博人眼球的时代，往往会有无辜的个体沦为舆论暴力的牺牲品，而这些受害者，要么在沉默中承受，要么在沉默中爆发……

卡塔琳娜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管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却因一次意外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诽谤，名誉受损，隐私被披露，甚至连亲朋好友都不幸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她，最终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本书首次出版于1974年，先后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当代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战后德国重要、多产的作家之一。

伯尔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学毕业后在波恩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古典哲学，不久即被征召入伍，经历了六年的战争生活。伯尔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并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数月，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战后，他一边当木匠和统计员，一边继续在科隆大学深造，并开始发表作品。

伯尔的早期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表达他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如《火车正点》《亚当，你到过哪儿？》及不少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的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批判和揭露社会的不公，他也因此被称为“德国文学的良心”。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一声没吭》《无主之家》《小丑之见》《莱尼和他们》《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和《保护网下》等。

伯尔曾获包括毕希纳奖和诺贝尔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并担任国际笔会主席数年。

一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察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对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作了说明，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讨论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他，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虽然，后来他认识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不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件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从而也许会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毛病，就像哈赫所犯的那样，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有一些意思，有的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

由于在这里谈的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一种“流水式”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作“疏通”），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玩过积水坑游戏的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打通。先是把这些泥水塘沟通，使积水转移方向，让水流出去，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地，按规定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再不然就把它引向一条河道。这里所从事的就是“疏导”或叫作“排乾”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请读者原谅，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因为难免也会出现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有“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三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报道的事实，讲起来可能有些残忍：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妇女圣灰礼仪日的前夕。在某个城市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在傍晚六点三刻的时候离家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

四天后，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这里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差距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七点零四分的时候——这位年轻妇女来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默丁的门铃。这位默丁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正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酋长。这位妇女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她在中午将近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她请默丁去把她的住所打开，并把死者弄走。她还报告说：她自己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再者，她还请求把她逮捕，她愿意到她的“亲爱的路德维希”那里去。

默丁曾经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他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要尽量避免水流不通的地方，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这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是经常碰到的；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期间，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女人的年轻妇女送到一个树丛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用来枪杀托特格斯的手枪跟杀死舍纳的手枪并不是同一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也是勃罗姆干的，因为这涉及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罗姆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而当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好啊！为什么不也杀死这个人呢？”但是一旦证实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场，这种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谁若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毫不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那个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送到丛林去的（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丛更恰当些。”）司机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年纪二十四到二十七岁的漂亮苗条的女顾客在这狂欢的节日里有好几十万在这里跑来跑去呢。”

在舍纳的住所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一点关于那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五

有一位狂欢节日的高级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人们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那么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仰，这是它们的基础。”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了很不平常的态度。简直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异乎寻常的篇幅登载讣告。仿佛这个世界上如果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死掉一个新闻记者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匪徒都重要得多。

对于新闻界的这种过分渲染，我们应该重视。因为不只是这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桩特别恶劣的罪行，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带有近乎肃穆的性质，甚至具有宗教仪典的意义。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至于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尝试着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是否最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译后记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是德国当代杰出小说家、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的中篇名著，发表于一九七四年。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受一致好评，立刻成为畅销书，第一版印了十万册，当即售罄。至一九八○年，已经再版十二次，印刷七十五万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一九七五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更在文坛引发热议。

伯尔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科隆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雕刻匠。伯尔中学毕业后，在波恩一家书店当过学徒，一九三九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文学，不久就被征召入伍，经历了六年的战争生活，身上多处受伤。“二战”结束时，他在美军战俘营中待过几个月。战后，伯尔一边当木匠和统计员，一边继续在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

他的第一批作品都是以战争为题材，表达他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如《火车正点》（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以及不少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以前宽阔得多，在他的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的是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普通工人、战争中失去父亲或丈夫的孤儿寡妇等人物。伯尔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这些所谓“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刻画了他们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彷徨苦闷，从而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重要的长篇有《一声不吭》（1953）、《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女士和众生相》（一译《莱尼和他们》，1971）、《保护网下》（1979）、《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1985）等。

伯尔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小说外，他还写有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少量诗歌。他的文论、杂文、随笔也很有特色，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触及面广。他还是一位英国文学翻译家，把英语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他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切中时弊，伸张正义，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因此，他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他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项，一九七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年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至一九八五年他逝世时，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达三千一百万册。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是伯尔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家庭助理员，她勤劳、诚实、正派，个性很强：她厌恶周围的庸俗环境，不受在经济界、学术界有地位的人物的诱惑；她不信教，不拜金，不虚伪，更不欺骗。正由于这样，在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她被看作是“冷酷无情的尼姑”，“没有幽默感”，甚至被骂为是“共产主义的妖妇”。正是这样一个善良聪颖、正直清白的青年女性，却遭到黄色报刊的诽谤，最后在名誉受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短短四天之内突然成为杀人犯。小说揭示了法律部门捕风捉影的“逻辑推理”、新闻机构的弄虚作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是使那些孤立无援的小人物走上极端的社会根源，对当时西德的政界、经济界、新闻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小说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时空概念颠倒跳跃，内心独白无处不在，大量运用回忆、象征和怪诞联想等艺术手段，步步紧扣，引人入胜。整部作品语言生动活泼，感情强烈震撼，值得一读。